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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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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的现状和未来研讨会纪要(七)  

2010-09-11 18:14:00|  分类: 第三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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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的现状和未来

——第一届中国诗歌微博论坛在线诗歌研讨会纪要(七)

 (原散羊执笔整理,刘诚修订定稿)

 

(续前)

谈及伟大诗人的话题,与会诗人强烈地意识到重建诗歌人格力量的重要,因为只有那些内心自由、有承担、有胆识的诗人,才有可能与“伟大”二字结缘,而事实上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究其原因,有人归因于政治生态的不开放,有人则直指当代诗人主体人格的缺陷,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仍然很不自由,但从根来看,创作自由与不自由与政治社会无关。曹谁认为,创作自由在于自己的内心,一种使人只关注瞬间的奇妙,一种诗人则关注永恒的神秘,只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就是自由的,即便是在监牢中,心自由诗就自由,就算在自由国度,心不自在诗终无自在。我们永远不会生不逢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诗。诗人的机会永远在于作品,如今我们需要融合口语和意象,融合学院和民间,融合东方和西方,兼综一切的“大诗”作品就是机会。梁雪波:中国诗人有创作自由啊,现在的诗人住在一个大笼子里,有吃有喝的,还有小三,比以前的那个黑屋子宽敞多了!成为大诗人甚至改变历史的机会,在任何时代都有。沙皇时代的俄国有什么好啊,但不是照样产生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这样的大诗人大文豪吗!古岛认为创作自由更多是诗人灵魂的“高度自治”,也就是诗人内心的自由感,与诗人生活在什么时代关系不大。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沙皇时代,还是斯大林时代,应该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最不自由的国度和时代,但他们的内心鼓荡的却是生生不息的自由的风暴。鲁迅、黄翔、多多、北岛等人也是。鹰之:中国诗人有没有创作自由,怎样理解创作自由;当代诗人机会在哪里 “自由”总是相对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有一点是可肯定的,应该会越来越自由。这不是中国诗歌差的主要原因,那些流亡诗人跑到国外还是“饼子”角色,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但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会很掣肘,无法客观思考“终极价值”,这一点限制了中国大思想家出现的可能。苗红年指出,自由创作与创作自由是二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在一些诗歌报刊和作家协会热衷于诗歌征文大赛,热衷于主旋律写作,这恰恰违背了诗歌的自由创作,说话实话,每当阅读那些所谓的诗歌奖项中名列前茅的作品时,多数是以歌咏和赞美的辞藻进行填充式的造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将控制和约束,多少年后中国的诗歌应酬、应承之作会泛滥成灾。关于创作自由,我相信诗歌比任何一种文本的创作都要自由些,它可以用隐秘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来掩饰不为人知的一面,揭示我们视野里犯下的丑陋与荒诞。但创作自由还需要一个“度”的把握,请不要以为写下的都是传世之作,做一个严肃的诗歌探索者,这是每个有识诗人所必须坚持的操守。当代诗人的机会:在网络上平等对话,在刊物上共同展示。让文字在诗歌的表达上不再受某种权威、流派或桂冠诗人的牵制,写自己的诗,因为每个人对诗和诗里的世界都是与众不同的。刘诚认为,有创作自由当然好,但创作自由之有无,并不对创作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创作自由其实只是一种写作的境界。达到了这个境界,即使是在极权社会里,你的创作仍然是自由的;达不到这个境界,你的骨头太软,政治上太糊涂,即便到了美国,仍然不会有创作自由——你不被某种意识形态绑架,但却极可能被其他力量所绑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完全听取心灵的密令,这才是创作自由的核心。一个满身猪油,内心充满了利害算计的诗人,精神不能独立,永远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创作自由是有代价的:你必须有所坚持,确保不因任何利益或压力而出卖这自由。这肯定是高难的事业。当代诗人的机会在于: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前工业大国里,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以诗歌写作的形式,投身于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伟大事业。诗人安琪则尖锐地指出,理论上中国诗人是有创作自由的但实际没有,好在中国诗人如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早已具备自动避开会让他(她)没有自由的写作并且心安理得,当代诗人的机会在流亡海外的那些诗人那里,可惜他们离开母体太久,也只好隔靴搔痒了。赵思运认为,言论的规范靠言论本身之间的真理性因子的较量,而不应该靠体制强力“统一”。思想上统一的民族,肯定没有什么前途。从创作自由的角度上看,民刊与网络是最基本的自由栖息地。不要寄托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媒体赏赐给我们自由。广东肖铁主办的诗歌民刊《今朝》改刊为大型思想人文刊物,深意在焉,它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诗歌的无力感,需要另一种言说思路,来介入生存语境。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刊很大程度上需要争取言说的权利,当下的民刊绝大多数时候的问题不在于言说权,而在于我们言说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涉现实和精神处境的有效性。诗人十品则认为,当代的诗人还是有一定的创作自由,不过自由要有一个度。政治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神经,可以成就一个诗人,也可以毁灭一个诗人。创作自由避开这个坎,就是有机会的。

 

希望与反思:未来十年中国诗歌的基本走向

第一个十年就要过去了,第二个十年正在走来。站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与会诗人心情难以平静。一些诗人认为,经过了建国六十多年来的百般折腾,中国诗歌重又回到了诗歌前辈们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开辟的道路。如今各个向度的诗歌写作空间已经打开,艺术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由和广阔,中国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拥有如此多样和强大的诗歌流通资源。百年中国新诗完全有可能进入一个收获期。而陈仲义先生认为,无论未来中国诗歌有怎样的命运,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先锋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的主力,仍将义无返顾走在时代与公众知解力的前面。其总体趋势是:探索与出轨并行、追新与偏激携手、诗与非诗交叉、混乱与有序重叠。相对主义制造的偌大空间,把诗的“外延”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又把诗的“内核”消解到难以指认的临界。先锋的平台,包容着众声喧哗,也体现着“秘响旁通”。中国先锋诗歌,无论是对西洋大师文本引进,还是本土日常诗性挖掘,写作资源都有相当的敞开;诗歌从相对简单状态,升延到更为复杂的场域。试探多元入径,追求艺术指标多样化;回归语言原生态,混沌中隐约着可能;不断扩张的口语和不断介入的“后现代”策略,让诗歌的审美接收处于“被迫”中的修正。先锋诗歌不间断的追新求新,体现了自身强旺的自我生成,不少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生成因素,无疑将成为现代汉诗良好的资源积淀;另一方面,不少实验过火、转型偏斜,加剧了“影响的焦虑”,导致自我迷乱。因此,重提主体人格健全,文本健康建设、精神与语言平衡,个人与时代语境契合等,是适时而必须的。

谈及百年中国新诗的前景,鹰之认为这个题目有些含混,新诗前景为何要加一个百年前缀呢?不知是不是“百岁新诗”的意思?在说到前景之前,我想中国新诗还有几步路需要走,否则谈不上前景。A,先弄明白我们到底要继承什么,与格律诗之间的断裂需要有一个弥合过程。B,弄明白我们到底向西方诗歌汲取什么,必须把中国新诗同他们整合到一个审美统一体之中,才谈得上比照,否则还是“闭门造车”“窝里横”。 C,在继承、汲取的同时,必须有相对统一的审美体系确立,否则,官刊一套标准、民间一百套标准、大众还是格律诗时代标准,这不利于诗歌健康发展。别忘了“大诗人”的“大”字,是大家写的。从物质决定精神的角度来说,中国诗歌未来十年还会有一帮三流诗人活跃,因为未来十年“反贪”将被国家纳入主要议事日程,那伙靠吃“政治饭”的低能的口水帮诗人还有机会。另一个主题将是环保,这个题材具有两面性既可出真诗人也可出伪诗人,估计官刊很难做出正确区分。不过这10年也将是智性诗歌成熟期,应该诞生几个“实力派”诗人,至于能否达到“北岛”的当年的影响力,就不一定了。诗人安琪比较较观,她说在福建时,我以为我看得到诗歌的前景,到北京后我反而糊涂了。我已不知中国新诗会有怎样的前景了。又说,赞歌体、田园抒情体和风花雪月体,将仍然占据主流诗歌刊物和奖项,权力和金钱将越来越渗透入主流诗歌。先锋的继续以民间的方式先锋,叛逆的将继续在年轻人中叛逆,只希望老廉颇们如我,能保持清醒的好诗辨别力和内心不服从的勇气,虽力不从心但尚知好歹。十品表示,当然希望中国新诗越来越好,一是诗人们有创新创造的活力,艺术上不断超越,拒绝停步和复制自己;二是诗歌环境要宽松、包容,并有建设意义;三是诗歌批评要走向诗人,走向前沿或者能在引导和导向上做一点工作。就目前诗坛情况而言,未来十年中国诗歌还是承前延续而来,除非有诗歌的英雄出现。赵思运认为,中国诗歌未来十年总体格局会越来越自由化、多元化、个性化、小众化。再也不会像80年代以前那样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除非由于非艺术的突发因素。贵州青年先锋诗人祝发能认为,当下中国的诗歌确实存在问题,但我们要在坚决的反省中,以强大的意志来自救。相信诗歌永远存在,除非人类变成了机器人,而失去了心灵和想象力。比如现在,诗意一词无处不在使用,单这一点就可说明,诗无处不在。梁雪波从四方面对未来十年中国诗歌作出判断:一、70后、80后诗人将成长、成熟起来。二、诗歌会越写越轻。三、由于基础教育中审美教育的失败,诗歌之内核将向更多的人关闭。四、体制赞歌和风花雪月仍是主流。除非国家政治体制发生大的变革,新旧价值观产生交锋和嬗递,否则一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他说霍金最近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若果真如此,新诗还可以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继续狂欢一阵子。显然诗歌拯救不了人类。不过如果能消除一点人类的私欲、贪婪、暴力,多给苦弱者一点安慰、给无力者一点鼓励,也很不错了。所以,谈新诗的前景首先应有这样的意识:这是末世背景下的危机写作。叶言认为中国新诗的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代诗人的机会在不懈的努力中。理想的状态是有基本的物质保证,如鲁迅所说,首先是生存,其次才是发展。接着是有良好的创作氛围。读研时导师充满信心说:二十一世纪是诗歌的时代,从目前看来并非如此。关键在中西诗学的会通上,诗人还未达成共识。梁实秋说:胡适是新诗最大的罪人,留下了白话,放走了诗魂。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刘诚认为,谈未来中国诗歌,不能离开未来中国社会。中国正面临十字路口。在此时刻不只是中国诗人,连中国党和政府这样的庞然大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这些变数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诗歌。诗人不要幻想借口艺术的特殊性,对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中国诗歌不可能离开中国人的总体命运而存在。诗歌艺术再特殊也不可能离开这一块土地上的生活,能独立到哪里去呢?第二个影响中国诗歌的方面来自诗歌内部。经过朦胧诗开启、第三代大分化,到新世纪十年的进一步拓展和过渡,在看似混乱无序的状态中,中国诗歌走过了外国同行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多极写作的诗歌地理格局已经确立,出现一个类似于俄罗斯白银时代那样的收获期,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问题在于:中国诗人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摆脱油滑和机巧,走出老在艺术手法上刻意求新求变的死胡同。中国诗人不必像政治家一样投入政治,但必须以诗歌的方式表明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严重关切和严肃思考。自囿于在艺术实验中左冲右突,是决不会有大出息的。中国诗歌未来如有伟大变局,一定伴随着一批引领时代的伟大诗人出现,它不是属于某一民族而是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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