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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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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来:关于理性主义与自由意志的谎言——《地下室手记  

2010-06-27 15:15: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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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理性主义与自由意志的谎言——《地下室手记》

 

  一八五九年,被流放苦役十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圣彼得堡。经历十年流放苦役的他经过水火的磨砺后,重新整理思考自己对时代、世界、人性、苦难、乃至上帝的观点,其小说创作逐步进入转型期,阶段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被欺凌和被侮辱的

》、《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等。

《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可以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小说创作特点和主题的号角声,这两部小说充分体现了他擅长捕捉人物电光火石般的微妙心理和歇斯底里病态心理分析的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的主题成为缠绕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无法摆脱的问题,即苦难的问题及理性的局限的问题,且两个问题是由他对上帝的信仰而引发的。其后期作品《罪与罚》、《白痴》、《鬼》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题都是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而展开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地下室手记》中,重点探讨了人类理性的局限问题。回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俄罗斯经济落后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的关注而对造成现状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归咎与沙皇的专制制度。当时俄罗斯最为出色的知识分子,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车而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人全部都高举推翻沙皇统治,消灭东正教,建立人间天国的旌旗,思想界到处流传着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实证主义,他们以“人民”为上帝,又崇拜“科学”等等。但仔细分析以上的诸多主义,其共同特点就是人本主义背景的理性主义崇拜。

古希腊哲学以降,哲学家都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从而高抬了理性的地位。但理性作为人类的思维工具之一只具备工具价值而没有本然价值,但人们在使用理性的工具价值过程中错误地夸大其作用,从而把理性视之为先验的、绝对的,认为无论是宇宙还是人性都是可以用理性认识并把握的。于是从笛卡尔的理论而产生的理性主义,这种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哲学方法,由于人类不断夸大人类的理性的作用并把它当成裁决一切的最终权威,最终在理性主义全盛时期推上了绝对的大法官宝座。任何存在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甚至把超出理性的上帝也当成必须经过审判的对象。理性所不能解释的存在,在其看来都是荒谬无意义,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理性主义崇拜导致的专横拟人化——“但是二二得四终究是个十分讨厌的。二二得四,依我看,可够放肆的了。二二得四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挡在你的路上,双手叉腰,吐着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个很高明的东西,但如果什么都称赞,那二二得五有时也会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啦。”

但正如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意识到理性主义崇拜导致的专横一样,当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也普遍受到理性主义崇拜影响,他们希望通过人类的努力在俄罗斯冰冷的土地上面,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国民相亲相爱、幸福公正的人间天国。无论俄罗斯大地上实现人间天国的距离有何等遥远,但理性至少可以保证人类朝向它不断努力并最终实现梦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家方案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具备完整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并构成了西方各种乌托邦方案的开端。俄罗斯知识分子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国民相亲相爱、幸福公正的人间天国就是俄罗斯化的理想国家方案。

 

 

早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也受到这种理性主义崇拜的影响,否则也不会在一八四九年因参加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当众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并以阴谋反对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罪被判处死刑。但在后来改判四年苦役尔后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边防军当兵的经历,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经历的冲击不比《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受到的冲击小,在流放地,身为贵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和陌生的罪犯生活在一起,使他更强烈和明确地意识到世界的苦难和败坏的人性,同时也更加关注底层人们的思想,尤其是植根于底层人们思想中的东正教思想。如同拉斯柯尼科夫是在流放地悔改信仰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是在流放过程中重新拾回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渡过漫长十年的底层生活,直面人性、苦难和上帝后重返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意识到理性主义崇拜的专横。理性真的是宇宙的终极、绝对的标准吗?从《地下室手记》的叙事过程中,可以清楚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是否定的。正如地下室人所说的:“须知,或许人不仅仅喜爱幸福?或许他同样喜爱苦难那?”凭理性说人应该喜欢幸福恨恶苦难,但偏偏在世界上就有人喜欢苦难,而且还喜欢得要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在使用理性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把人类的理性当成了裁决一切的最终权威,任何存在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甚至把超出理性的上帝也当成必须经过审判的对象。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有限的人类理性怎能审判造物主呢?正如上帝在回答约伯时列举了一系列创造的奇妙之后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1)”有限的人类理性连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连络长成尚且不知道,如何审判那创造宇宙的上帝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呢?

其实在19世纪,德国的叔本华和丹麦的克尔凯郭尔也开始对理性主义崇拜进行批判,他们都认为使用理性只能到达现象界而无法到达人和世界存在本身,其后尼采也对理性主义进行猛烈批评,因为理性主义的基础同样也是未经过批判的。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与尼采从哲学的角度动摇理性主义的根基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从呈现生活的本来面貌来攻击理性主义崇拜。在理性主义看来,人类的生活也同样必须被理性主义原则约束,它应该和欧几里得的世界一样完美,没有任何的罪恶,一切都是按照理性主义原则有条不紊的运作的。那样的世界和生活就和后来苏联的扎米亚金的《我们》所描述一样,国民的所有生活都被数字所约束控制。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呈现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完全不受理性原则的控制,反而不断地受到各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和欲望的控制。地下室人因为自己牙疼就在夜里大声呻吟,他就是要搅得房子里面所有人都睡不好觉,他要别人每分钟都感受到他的牙疼。这样折磨别人的地下室人能获得什么吗?能减少他的牙疼吗?他所有的自我折磨并不能成就任何一件事。那么为何地下室人不按照理性的原则避免折磨和激怒自己和别人呢?因为他就是要别人对他觉得恶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试图越过理性去探索人的情感、意志、情绪和欲望等,从而宣告一个事实——“人的行为并不总是受理智和利益驱使,人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2)”

地下室人主动加入同学聚会,因为却被他们撇在一旁而压抑而屈辱地坐着,他拼命喝酒并乘着酒兴把其他同学羞辱一番。但接下来他被同学们侮辱之后,反而为了一同上妓院而开口向同学西蒙诺夫借六个卢布。在赶往妓院的途中,他彷佛又意识到自己的下贱和卑污。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又冒出一个念头,“一进去我就给他一耳光。”叔本华认为生活的本质——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可以深刻地映射在地下室人的生活中,痛苦和无聊之间拼命自我折磨并从中获得快慰的情绪。至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地下室手记》告诉理性主义崇拜的谬误之处——理性连一个人的意愿都不能控制,理性甚至无法令人按照理智和利益的原则做出选择,又何谈把理性当成了裁决一切的最终权威呢?因此理性更难以承担证明上帝存在的重任。

当然,我们尽可以把地下室人当成一个心理变态的病例,但我们却不能否定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地下室人影子的存在,只不过他更加隐秘,更加不为人所知罢了。只要时机和环境允许,他就适时突破表面的脉脉温情突围而出并把人类自我标榜的理性原则践踏在脚下,让各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和欲望完完全全地控制住人的心怀意念和一举一动。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的恋人丽莎一般——“我愿意有人折磨我,娶了我去,然后就折磨我,骗我,离开我,抛弃我。我不愿意成为有幸福的人!(3)”在人的意愿面前,行为并不总是受理智和利益驱使。

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反理性主义的形象,所以《地下室手记》被称为“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地下室人形象的影响延续到存在主义作家的创作。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如萨特《恶心》中安东纳.洛丁根莫名其妙的厌恶之情,加缪《局外人》中默尔索糊里糊涂的杀人事件,都是作家越过理性去探索人的情感、意志、情绪和欲望的尝试,故此可以看成是对地下室人形象的进一步补充。

 

 

 

前面提到,苦难的问题及理性的局限的问题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信仰而引发的。“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人从来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社会现时不断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回避这个现实问题,一生都在探讨它。(4)” 当时代人们把理性视之为先验的、绝对的,认为无论是宇宙还是人性都是可以用理性认识并把握的,理性当成了裁决一切的最终权威,任何存在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理性所不能解释的存在,在其看来都是荒谬无意义,甚至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人们可以轻易地推翻上帝存在的事实,因为上帝不能被理性认识并把握,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地下室手记》告诉理性主义崇拜的谬误之处——理性不总是能够把控制人的意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理性的极限之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因此而裹足不前,反而是更进一步往人类意志的纵深之处挺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类的意志可以分成两部分——“理性”和“意愿(情感)”。其理性即当时哲学界普遍认同的先验的、绝对的理性;意愿却更加趋向于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我,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破坏欲。

地下室人在其意愿之下损害自己、折磨他人、极端自卑又极端自大、情绪无常反复……他抗议欧几里得式的理性,尤其是依据人类理性创造的完美的人间天堂。“天哪,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喜欢大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那么这些规律和算术于我又有何相干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指出人的意愿复杂性的同时也否定其破坏性。在接下来的叙述里面,地下室人在其意愿的控制下说:“我需要安静。为了使我能够得到安宁,我会立时用一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使让世界崩溃,还是让我喝不上茶?我要说,世界可以崩溃,但要让我随时有茶喝。”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丽莎流露出来的意愿和地下室人一样带有仇恨自己和别人的倾向,“我盼望混乱。我净想放火烧房子。我老想象着我怎样走过去,偷偷儿地点着它,一定要偷偷儿点着。人们在忙着灭火,而房子还在那儿燃烧。我心里知道,却一句不说。……即使我有钱,大家全贫穷,我也仍旧吃我的糖果,奶油,谁也不给一点。(5)” 根据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人类起初被造的时候被赋予上帝的“形象样式”,即“知识、公义和圣洁”。但由于始祖犯罪,人类的灵魂和身体的一切才能与各部份都完全玷污,人类的意愿(情感)部分同样也不再是起初的圣洁,故此,人类意愿显示出来的自私和罪恶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地下室人的怪诞行为,我们就可以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攻击理性主义崇拜的同时对人类的“意愿”也同样持否定态度的。

 

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嘲笑理性面对意愿时的无力感,又对人类歇斯底里般无法控制的“意愿”持否定态度。可不可以反过来说,如果理性能够完全控制人的意愿并剔除了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破坏欲,那么是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接受理性主义的统治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理性主义强调普遍的抽象人性,以理性的抽象人性来压制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特性,因此导致关心抽象的人过于关心具体的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讲述了一位关心抽象的人过于关心具体的人的医生:“他说,我爱人类,但是自己觉得奇怪的是我对全人类爱得越深,对单独的人,也就是说对一个个个别的人就爱得越少。(6)”而他也通过地下室人说,而人有时之所以想坚持自己荒谬的幻想和最庸俗的蠢举不放,唯一目的正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人毕竟是人,而不是钢琴琴键。人总是不断地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风琴上的小销钉!

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主义崇拜有着深层次的恐惧——人类利用冷冰冰的理性法则践踏人间的公义法则。谁能说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没有经过理性总结推论出来的理论长期准备呢?由理性总结推论出来的理论承诺的远景都十分美好,要么是人人平等、要么是民主主义……但问题在于,拥有冷冰冰的理性法则就可以践踏人间的公义法则吗?拥有冷冰冰的理性法则就可以让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充满暴力和血泊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利用冷冰冰的理性法则践踏人间公义法则的忧虑,在《地下室手记》已经也有流露,他通过地下室人说:“而人是那么偏爱体系和抽象的结论,以至于他准备故意歪曲真理,准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要证实自己的逻辑就行。所以我就以此为例,因为这是个十分鲜明的例子。请环顾一下四周:鲜血如同河水一般流淌,而且还是那样欢快,就好像香槟酒一样。”平时人们之所以显得彬彬有礼温情脉脉,只不过不敢像地下室人一样把事情发展到极端罢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罢手,而是在《罪与罚》中把利用冷冰冰的理性法则践踏人间公义法则真切地表现出来。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以理性创造一种把人可以分为两类的理论,即“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前者不平凡的人能够推动这个世界前进,这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甚至杀人也在所不惜。正如他所说的:“大家都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酒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带上桂冠,以后又被称做人类的恩主。(7)”而平凡的人则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不过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根据这样的理论,为了证明自己属于不平凡的人之列,拉斯柯尼科夫才产生了杀人的动机。

由此可见,即便理性能够完全控制人的意愿并遏制其破坏欲,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接受理性主义的统治,他不能接受关心抽象的人过于关心具体的人,并利用冷冰冰的理性法则践踏人间公义的法则。

 

综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是对人类的意愿还是人类的理性都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两部分都不能让人类朝着更加良善圣洁发展,反而不断助长人类向败坏的方向越走越深。故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意志向善的功能,即否定了人类拥有神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存在。

在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自由”是关乎“神正论”的重要概念。比如叶.特鲁别茨科伊认为恶的根源在于被造物的自由。自由是必然的,但恶却不是必然的。叶.特鲁别茨科伊强调了被造物的自由,从而保证了神正论可以通过理性的审判。自由既然是这么重要,那人类的意志是否也是自由的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从这个角度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类意志的观点反而与基督教改革宗神学更加相似。

改革宗通常把人类历史上的自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可择善可择恶的自由,此阶段存在于伊甸园里面始祖未曾犯罪以前;第二是不择善只择恶的自由,此情况从始祖犯罪之时起持续影响到每个个体;第三是可不择恶的自由,此情况唯有个体被圣灵重生后才存在;第四是不可择恶的自由,此情况只有个体到达天堂后才实现。

因此,《韦斯敏斯德信条第九章论到自由意志时说:“人由于堕落在有罪的状态中,已经完全丧失一切行任何关乎得救的属灵善事之意志力;所以他既是一属血气的人,与善完全相反,又死在罪中,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心,或预备改变自己的心。(8这就是圣经一再强调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不但与神远离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如果按照教父奥利金的定义,自由意志就是“一种分辨是非的机能”,那么“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心,或预备改变自己的心”并不是说没有能力作决定,而是说没有能力愿意作趋于圣洁公义的决定的机能。马丁.路德正是认识到这个真理所以才在《海德堡辩论》中说:“自堕落以后,自由意志便徒负虚名;何时它发挥其作用产生行为,何时便会犯下致死的罪。……这并不是说它不能做什么,但是除了作恶以外,它是不自由的。(9)”所以路德认为人类只有“自我意志”而没有“自由意志”。

可是,如果否定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呢?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肆意妄为却借口自己没有自由意志而逃脱责任。面对这个问题,约翰.加尔文认为,虽然人没有自由意志,但由于仍然拥有作决定的能力,且因作出趋于邪恶败坏的决定的动机是出于悖逆神的律法,故此人类虽然失去自由意志,却仍然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丝毫没有为人类罪行辩护的意味,反而一直敦促罪人仰望为背负人类罪恶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彷佛《罪与罚》中索尼娅对拉斯柯尼科夫所说的:“我们将一同去受难,一同背十字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否定理性主义崇拜与自由意志后为人类建议的出路,因为此乃获得可不择恶的自由之正途。

                                              2007923

 

 

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u12466161/d594833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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