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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著名诗评家杨远宏新作:鄙俗时代的神性写作  

2009-02-27 20:4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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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鄙俗时代的神性写作

杨远宏

 

在一个天空、历史、未来被遗忘,头颅垂落,翅膀只在瞬息、低处扑腾,甚至曲舌为刀,折翅为爪,落眼为金,下半身发酵膨胀,上半身木乃伊化的时代,有人大声疾呼,公然提出“神性写作”,如此明目张胆对时代的冒犯和挑战,就不仅彰显了一种价值指向、尺度和立场,更表现了倡导者的强势人格和道德勇气。就前者而言,从艺术史看,无论在诗学还是文本实践谱系版图中,或许都无甚新意可言,但它无疑是时代顽症病穴上一根光芒四射的银针;从后者看,虽不无末路圣徒的孤凄和悲壮,但无疑是遍地腐臭中一道拔地而起的强光,一种俯瞰、仰视的气象。何况,在一个英雄、圣徒被贬为笑柄的时代,哪怕仅仅是对英雄、圣徒的一个梦想,一声呼唤,也远远盖过、高于遍地群氓愚顽的痉挛和喧哗。

我无意也无权阻断、贬低在世俗、日常甚至琐碎中去寻求诗意,任何诗人都可以而且有权选择自己的写作立场、方向和方式。但是,康德的注意力方向和体验是:“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这段话,后来被作为座右铭刻在康德的墓碑上。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还主张,让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在基尔凯廓尔的人生三阶段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分层中,宗教居于最高阶段。正因为考虑到中国文化积淀和传统中,宗教感、宗教情怀的单薄甚而稀缺,而宗教缺失的文化,往往很难高远恒常、博大精深,所以我才在我1989年发表的《重建诗歌精神》一文中,在确认诗歌的本质是诗歌精神,艺术的本质是艺术精神,将人文关怀、哲学精神视作诗歌精神、艺术精神的重要内涵的同时,也将宗教情怀作为重要内涵三要素之一而列入其中。比利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克,在他著名的“静剧”《群盲》中,描述、揭示了失去宗教引领的现代人类,找不到灯塔,找不到出路和退路,只有无边失落和遥遥无期等待的精神困境的黑暗和绝望。这在或许什么特色都有,唯独稀缺宗教感特色的“中国特色”国度,更是让人不安、忧惧和惊心!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刘诚关于神性写作的多少有些偏颇极端的主张,有多少争议和毁誉,都无损于他的诗学思考在这个鄙俗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标高。在海德格尔看来,有某一条路,但不是随便哪一条路。那么,我们的诗人到底看到了什么路?到底该走哪一条路?

顺便指出,海德格尔关于诗歌/艺术通过去蔽、敞亮,逼近、呈现存在、本真的命题,其实是值得反思,甚至是有问题的,却被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学界朋友,不加追问地认同,并被广泛地引用。如果是对重重遮蔽、甚至人们在集体无意识中毫不知觉的伪饰和异化的去蔽敞亮,如此作为常识性的理解和考量,没有一点问题。但将此理解和考量面对诗歌等艺术作品时,除了尚能保持哲学、社会学眼光和思考的清醒、通透和合理而外,另外的问题立即显现而不可回避。事实是,绝大多数、尤其是优秀的诗歌等艺术作品,恰恰不是对存在的去蔽敞亮,而是在重门深院的艺术迷宫中隐藏得更深,可想象而不可言说,可望而遥不可及,正像我在早年的《诗歌美学》一诗中所说的那样:“诗歌隐蔽在遗忘里/在乱石和树根上闪灼/像不断隐退,远不可及的/天幕。”正因为如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才可能提供持久而迷人的召唤、期待、想像和阐释。更何况,海德格尔所言说的存在,本身就敞开而不可定义,海氏本人也玄乎其玄(到底是语言哲学,还是生命哲学、心灵学、神学意义上的?抑或兼而有之?我对海氏一直满怀尊重,但卡尔纳普等哲学家,关于海氏是一个无聊呓语、空话连篇的饶舌者的认定,也总在提醒我的理性和思考。)而始终说不清道不明,从理论和经验上讲,也没法说得清道得明,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说清道明的也就不是存在,而是存在者了。我甚至疑心,海德格尔的存在,离神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甚至简直就是神,或者神的一个代码,只不过穿上了让人眼花缭乱、神秘、深奥莫测的一袭峨冠博带的哲学外袍罢了。如此的存在,谈何去蔽、敞亮而逼近,而呈现?!更何况在经过诗学、美学虚拟、变构处理的艺术作品中!

刘诚神性写作中的“神”,到底指的什么神?众所周知,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的神,其实是大不一样的。仔细考量,同是基督教经典的《旧约》和《新约》中的神,虽是同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但其间还是有不可思议,或叫神意深不可测的差异的。从刘诚有限的文字表述看,他的神性写作中的“神”,大约是指基督教中的神。这与我的宗教意向、关切和情怀,是一致的。坦率说,如果不是认真、仔细、带着思考和追问通读两遍《圣经》,我早就受洗而成为基督徒了。不幸的是,反复阅读、思考《圣经》,反倒让我读出、思出了不少困惑和问题,以至至今尚未圣水加身。如果说观念尚处于变化发展中,在同一经典或教义里前后相左,或难以自洽,尚可理解和体认的话,那么,事实陈述的前后悖反,就实在让人生疑而难以置信了。比如,同在《创世记》,一处说上帝是无形无相的灵,另一处却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相来造的人!耶稣的家谱从大卫王到约瑟之间,《马太福音》列出的是26代,《路加福音》却列出了41代,整整多出15代!再比如,基督教义讲宽容,但同时却又绝对、极端的排他;在《旧约》中,那个上帝动辄震怒而杀人毁城,典型而遭灭顶之灾、灰飞烟灭的是所多玛和蛾摩拉,宽容何在?!能按基督教教义,设计出一套包括法律在内,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吗?显然不可能,因为如此,不仅将重蹈政教合一惨痛的历史覆辙和深渊,而且,法律等他律、可靠的社会制度,绝对不能以自律、不可靠的良心等内心材料来建构和支撑。就连耶稣也说过,让上帝的上帝,凯撒的凯撒。由此可见,有上帝力量达不到,难以掌控、支配的地方。可《圣经》硬要我们相信,世间一切皆在上帝的掌控、计划之中,上帝全能而无所不能。如此这般的困惑和问题,在《圣经》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早就不断有人问过,创世之前上帝在干什么?马丁·路德回答说:“他坐在桦树下削树条,准备用来抽打那些专好提问的人。”看看,宽容的上帝又不宽容了。看来,我也只有等着挨鞭子的份了。

在这篇诗学文章中,我无意、也不可能深入探讨宗教/神学问题。我无非想借此提醒刘诚、我自己和其他对神性写作感兴趣的朋友,认识、理解、把握、表达生命和世界,原本就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多种视角、路径和方式。无论其多么重要,宗教也不过是多种视角、路径和方式中的一种而已。正像各种视角、路径和方式,都有其局限和可能的失误一样,宗教也完全可能有其局限、失误,甚至偏执、迷狂,令人惊心不安的部分。只有对此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认知,诗人才可能在神性诗学和神性写作中,领有足够清醒、准确、深刻的理解和表达,否则就只可能加工出一些神学诗意表达幼稚的初级读本,甚至可能以似是而非的诗意想像蔽神、渎神,反倒有违初衷地走向反神性写作。同时,有感于我们时代的诗人太多的无知轻狂、傲慢、不断放大的自我幻觉,我有义务提醒他们,诗歌在人类文化版图中,也就只是那么一小块,也仅仅是上述认识、理解、把握、表达生命和世界的一种视角、路径和方式而已,大可不必在井底洞天中过度自恋、陶醉、迷失和坐大。人类认识、表达生命和世界的时间长得很,空间也辽阔得很,远不只是诗歌的时间和空间!再者,神性写作的主张和范畴,的确显得有些偏狭和自闭,不及包括神性写作在内的“精神性写作”的主张和范畴,显得更宽容、多义和开放。在人学的意义上,写作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基督教中的神,也是通过重建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人的灵性的自由和解放。如果在神性写作中,人反倒被神所捆绑,这不能不说是对基督教中的神的误解和人的悲哀,诗的悲哀。我宁愿相信,刘诚对此的理解与我不会有太大的分歧。“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两种向度的文学/即向上的文学和向下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两种功能的文学/即有益的文学和有害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写作/即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之争/中国当代文学的前途和命运之争”刘诚的以上考量和判断,虽力倡神性写作以净化中国诗坛之心可敬,也可以理解,但其片面、极端、武断,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再使用的“只有”一语,也意味深长地绽放出刘诚思维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忽略大量中间地带的专断症候。

在一个鄙俗拜金,物质化的消费主义时代,神性写作到底有何意义?如何可能?能走多远?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虽不说一定就是诗意栖居了,但至少在敲响纯正高洁的诗意之门了。

2009218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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